也就是说，外行人对法律的思考，不等于我们所谓的法律思维。
[19]在一项关于空气能见度降低的研究中，被调查者们回答说，他们愿意接受空气能见度降级而提出的索赔额，比他们所估计的为了防止空气能见度同等程度的降低而愿意出的钱高5至16倍。[6] 从马克思主义法学角度看，利益作为客观范畴，对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法律权利义务与利益的一般关系 法律的核心是权利，而权利又是什么呢？学者们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不同的解说。这就是说，法律一般不以主体作为区分标准，而是以行为作为区分标准。[7]利益规律就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15][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载《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校，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页。[8]利益只有在被法的创制机关认识到并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需要用法律的手段调整时，才能被固定到法律规范中，而未被认识的利益或被认为是不具重要性的利益不会出现在法律文件中。
主体与客体之间永远只能是反映与被反映，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所有这些权利似乎都是客观确定的，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人的合法权利时，也就是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 注释 1 例如，土地流转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就已给出，到现在还没有制定法律条款来具体执行。
以美国为例，其社会经济转型最为剧烈的时期大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与中国当前所处的转型期较为相似），当时的法治建设重点是保护财产权和个人自由，健全市场竞争的法治要素。中国的统一和国家统治体制的建立，可以说是法家的功劳。13 司法制度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直接维系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稳定和谐。对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合同要得到执行，财产要得到保护。
与此同时，法治与民主政治也是密切相关的，是民主深化发展的需要。相反，管子的思想则讲求综合，并用以治，主张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16（《国语·齐语》）的综合治理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其后的诸子百家的学说都可以从管子这里找到思想渊源的原因，后世李斯、萧何、桑弘羊、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历朝名相，也无不从管子的治国之道中汲取了思想力量。
1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52、153页。商鞅之所以在国君更替之后落得车裂结局，最根本原因就是大势已去，原有的皇帝不在了，又失去了新的中央最高掌权者的支持，无法取势、树势、借势、顺势将改革引向深入，反而使其自身身陷囹圄。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则从基本人身权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市场和社会的自治力在此过程中从而也开始得到培育，大量涉及环保、医疗、宗教、慈善等各领域的维护私人和团体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出现。12 第三是政府依法行政得到一定推进。
这是由于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的关键是政府职能和权力边界的界定，而政府职能和权力边界的界定，关键靠法治。2 法治的对应英文翻译是rule of law，而不是rule by law。二是法有良法、恶法之分，只有基于善法之上的治理才是真正的法治。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良好运行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法治。
现行宪法颁布于1982年⑨，数亿人参加了对新宪法草案的讨论，这也是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公开表决结果的法律，其后又经历了四次修宪，内容涉及对基本国情和国家根本任务、经济体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完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制度、尊重和保护人权、基本治国方略等重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⑩，将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肯定下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法，就是统治者颁布的法令、政策、制度，赏罚都要以之为据，通过严刑厚赏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7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9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其次是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建立健全。
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主要投放在经济领域的改革，法治领域的改革常常处于从属和被忽视的地位。对于这些民主法治基本原则和价值的追认，也是现行宪法的生命力得到保障的重要原因。10 如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那么，民主要靠什么来保证呢？靠分权（或放权），分权保障了一定的民主。2008年2月，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工作的根本原则。但是，由于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并且其只是使君权宪法化而没有给人民带来民主权利，所以终究阻挡不了满清政权的灭亡大势。
西方各国大多也曾先后经历过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其法治建设进程随之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全面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首先是宪法核心统帅地位得到彰显。自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在其以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为核心的政策下，则形成了以《联邦紧急救济法》（1933）、《国家劳动关系法》（1935）、《社会保障法》（1935）等一大批与公民福利相关联的社会法，开始更加关注社会公平。
相反，对于政府的立法则应该是越细越好，因为政府的公共行政有巨大的外部性，所以，随着中国政府从发展型全能政府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转变，与之相应的公法建设也要跟进。第二，可以通过经常性的宪法解释，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和动态适应性，帮助人们统一、深化对宪法的认识和运用，确立宪法价值体系的共同基础。
主要著作：《激励、信息与经济机制》、《最优选择与一般均衡》等。邓小平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就曾提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同时，公共服务开始成为现代政府职能的核心，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各国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一个重点。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其后在历次重大决议中都可以看到有关表述，十六大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大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作出了更为全面的司法体制改革部署，涉及司法管理体制、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等。
4 对于1945年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之问，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只有通过法治改革、完善立法，才能使各个领域的改革规范化、有序化和制度化。所谓汉承秦制14 、百代皆行秦政15，这里的秦制、秦政，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家之制，特别是商鞅变法形成之制。
⑦如前所述，法治是一个以多数人和多元利益并存为基础的社会调整机制，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往往会带来法治上的欠成熟。为什么要强调依法治国？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制度基础，主要用来约束政府以及个人的行为。
13 参见余和平：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思考，《民主法制建设》，2003年第12期。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其制度的基础是法治（the rule of law），也就是依法治国，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和传统法制（封建法家）社会的本质根本差别。可见，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对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后世所一再仿效。⑧ 只有民主与法治、分权相结合，实行宪法政治，才有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支配。
以法治改革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法治改革也要与时俱进，并贯穿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的全方位联动改革之中，真正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 对法制与法治的详细讨论，参阅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如1978年美国颁布《文官制度改革法》，首次用法律形式确立政府文官的竞争择优机制，这对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调动公务员积极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前面提到的《信息自由法》、《政府公开法》及《联邦咨询委员会法》（1972）等则赋予了公民对于公共行政过程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因此，法治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之间具有很强的动态互动内在逻辑关系。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